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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作品中折射的女性生存困境

時間:2020-02-10 14:03作者:竇晶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作品中折射的女性生存困境的文章,出生于1939年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是當代加拿大著名的文學家和文藝評論者。她的文藝創作思維活躍,擅長以多樣的形式來書寫人物生存狀態,蘊藏著自身獨特的人文關懷。

  摘    要: 作為一位極具社會責任感的女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通過真實刻畫社會現實中艱難生存的女性群像,為讀者展現出了女性生存中的流動性、矛盾性和被動性。在她的筆下,傳統女性的生存空間更多是被禁錮且破碎的,性別與身份的壓制讓她們失去了更多保護自身、實現自我的話語權力和發展通道。但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還是為幸存下的女性勾勒出一條走出生存困境、通向光明的生活軌跡,即選擇一種尋求神性、詩意生存的生存方式。

  關鍵詞: 阿特伍德; 生存主題; 女性群像;

  Abstract: As a woman writer with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rgaret Atwood depicts the hard-to-survive female images in social reality, showing the mobility, contradiction and passivity of women's survival. In her works, traditional women's living space is more confined and fragmented. The oppression of gender and identity makes them lose more discourse power and development channels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realize themselves. But Margaret Atwood still outlines a path to a bright life for the surviving women, that is, to constantly choose a way to escape and return, to seek divinity and to survive poetically.

  Keyword: Atwood; Subject of Survival; Female Group Image;

  出生于1939年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是當代加拿大著名的文學家和文藝評論者。她的文藝創作思維活躍,擅長以多樣的形式來書寫人物生存狀態,蘊藏著自身獨特的人文關懷[1]。迄今為止,她已發表小說二十多部、文學評論文集三部,曾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和英國布克文學獎、加拿大總督文學獎等。她善于描述處于現實困境中的女性群像,觀察她們被禁錮的生存狀態,而后探尋女性走出生存困境的破解之道。

  一、處于現實困境中的女性群像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她的小說作品中創作了近五十多位女性群像,她們性格多樣、形態各異。作者擅長將這些女性的苦難隱藏于故事的敘述中[2,3],帶給讀者更多現實的厚重感。在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筆下,女性群像體現出如下特征。

  (一)女性生存狀態之流動性

  家對于任何時代的女性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它不但是女性孕育生命、相夫教子的空間,更是女性親情、愛情等情感靈魂的現實依托和終極歸宿。在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筆下,家庭更多地成為世俗傳統倫理和社會公約束縛、囚禁女性的場所[4]。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小說中的各類女性基本遵從于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她們賢惠、柔弱,卻成為家庭生活中被囚禁的金絲雀,在無數的迎合與妥協的低聲呻泣中逐漸意識到個人主體意識的喪失,于是開始嘗試有選擇地脫離家庭、四處流浪,但是所有的努力和現實的欲望又讓她們圍繞著家庭不斷地畫圓。

  描述以家為圓心開始四處流浪的女性經歷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小說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特征。其中,《黑暗中的伊西絲》的女主人公———詩人薩琳娜就是一位典型的遠離家園而去尋找自我、實現自我,卻又在自我迷失中不斷彷徨的流浪女性[5]。她有著自由的天性和無所畏懼的勇氣,為了獲取精神上的自由獨立而選擇離家出走。已有家室的理查德深愛著薩琳娜,他的妻子瑪麗喬則一直以女權主義的姿態反抗理查德與薩琳娜的任何接觸。她耗盡力氣去推開薩琳娜,卻總會被靈魂詩人薩琳娜巧妙地化解,最后像薩琳娜一樣選擇離家流浪。三個人的婚外故事跨度長達三十年,三人的生命軌跡因為愛情和婚姻而結緣和結怨。

  薩琳娜的離家漂泊流浪并非是為了尋找另一個能給予自己真正幸福的家,她所追逐的是生命經歷中的諸多可能[6]。她可以為尋找詩意般的美好而流浪,也可以為逃避家庭暴力而流浪,更可以為自己所謂的信仰迷失而流浪。薩琳娜在生活困頓之時也有對家的渴望,但依舊習慣于圍繞家進行離心式的流浪。即便是遭到瑪麗喬的驅趕之后,薩琳娜也依然選擇去尋找屬于自己的真正自由。瑪麗喬一生都在尋找家庭溫暖的歸屬,當發現理查德對家庭生活中的自己疏于關懷時,也選擇外遇式的流浪。但和薩琳娜不同的是,瑪麗喬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讓她選擇一種具有反抗屬性的流浪。她渴望世俗的婚姻家庭,也迷戀財富和肉欲[7]。很多時候對女性來說,尋找靈魂的棲息之處就是一場永恒的流浪。只不過瑪麗喬追尋物欲的流浪是悲慘的,而薩琳娜的離家之旅卻是幸運、自由的。盡管死亡是她注定的歸宿,但她們流動的一生卻有著非凡的意義。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作品中折射的女性生存困境
 

  (二)女性生存狀態之矛盾性

  如果將每個女性的人生喻為一場盛大的舞會,那么舞臺中形形色色的過客很多都是戴著面具的假人,她們喜歡將真實的自己掩藏起來,去博得觀賞者的喜愛。而女性就是要在生存的假面舞會中尋找所謂真實和安全,其過程和結果都可能是矛盾且艱難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就是要揭開偽裝的面具,塑造出真實的女性自我,表述出女性的真摯情感[8]。《毛團》的主人公凱特作為一位事業有成的職業女性,和薩琳娜一樣,才華橫溢且充滿睿智和膽識,卻活在尋找真實的痛苦歷程之中。小說中的她懷揣夢想來到英國,在主編的職位上獲得了物質利益的滿足以及精神上虛假的快樂,但始終無法忘懷故土和親情,因為她覺得只有在自己的故土和真正的家里才能活出真實的自我。后來,她遇到吉爾并沉浸于甜蜜的愛情,回到自己的故土加拿大,以為自己能夠真正卸掉生活中的虛偽面具。然而,她并未意識到這個錯誤決定會帶給自己災難和苦痛。她開始受到世俗偏見的束縛,遭遇來自男性和經濟權力話語的壓制,尤其是在吉爾背叛自己時瀕臨崩潰的邊緣。凱特對愛情婚姻以及家庭的矛盾與復雜心態,讓她在尋找和實現真實自我中不斷迷失。在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小說中還有很多類似凱特遭遇的女性,她們成為生活的犧牲品,同時也在自我的矛盾中扮演者他人的施害者。她們一次次的努力與放棄正是她們矛盾現實和矛盾心理的寫照。

  (三)女性生存狀態之被動性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小說中女性生存狀態的被動性多來自于家庭中的壓迫或是社會世俗的偏見等。這種被動性可以是被拋棄、被奴役、被消費等等。小說《可以吃的女人》描繪了一位受盡男性欺騙、奴役,卻無力反抗的家庭主婦。直到主體意識覺醒的時候,她才覺得自己活著的悲哀。她悄無聲息地模仿自己的模樣做了個蛋糕,并讓丈夫親口吃掉了“自己”。這深刻暴露出女性缺少家庭社會地位、在奴役中喪失了話語權的窘境[9]。女人面臨著在家庭中因為喪失主體意識而被“吃掉”的危險,在男權的社會風氣里還會成為可以被消費、物化的對象。在小說《真實的蠢故事》中陽光健康的女性成為吸引男性眼球的消費品。女性豐滿的胸部、纖細的軀體、漂亮的臉蛋無疑是對男性充滿誘惑的,隨時會被男性俘虜。可悲的是,很多小說中的美女卻甘愿成為男性社會的消費品。而《泥潭人》中主人公朱莉扮演的“多面情人”這一社會角色也展現出了女性生存狀態中的被動性,她們真實的情感被淹沒在男權社會和家庭中。

  二、禁錮與破碎——幸存女性的雙重難題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文學小說《幸存》的出版實際上為加拿大文學精神豎起了一面旗幟。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始終認為加拿大民族的精神是不屈的幸存,在小說創作中極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流動性、矛盾性和被動性的女性形象,她們均有打破禁錮束縛、在苦難中謀求新生存的欲望,但是在困境中勉強地活著也成為這些幸存女性的真實寫照。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一直清醒地意識到社會中的女性生存空間有著較多的禁錮和實質性的破裂。她站在女性的生存立場,不僅用文筆描繪出這真實而殘忍的完整世界,而且用破碎的方式將其徹底解構。

  (一)女性生存空間的禁錮與破裂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小說中所展示的女性生存空間是單一固定的,也是支離破碎的。此種禁錮與破裂更多地體現在女性文化與精神生存空間上。在《跳舞女郎》中,主人公安在英國求學期間同他人共同租住于諾蘭太太家中。諾蘭太太的丈夫每天很晚回家,雖然她并未受到男性強權的擠壓,但是由此所制造的文化隔離卻在所有租房客中蔓延。諾蘭太太不但將自己的生存空間同租房客強行隔離開來,還依據國別種族、宗教文化的不容將哲學女性租客們彼此隔離。諾蘭太太對來自不同文明體系的阿拉伯人存在偏見和歧視,不是監控他們的言行,就是驅離他們離開。房東和安以及女性租客們都想窺探他人的生存空間,以此來滿足自己的好奇之心,彌補精神上的空虛。

  另外,當家庭空間成為女性思想和言行的禁錮時,女人們就成為籠中之鳥,有的更成為男性裝飾門面的玩物。在傳統的觀念中,家庭是屬于女人的空間,是丈夫這一男權角色用以束縛妻子的牢籠,外面世界的男性是不可以隨意踏入的,否則就違背了家庭傳統倫理道德。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美洲紅鹮》《母親生命中的重要時刻》中塑造了幾位典型服從男性話語權力的賢妻良母。不難發現,家庭之所以可以給女人套上堅固的鎖鏈,主要是由于家庭可以為女性提供生存安全的依托,成為溫馨甜蜜的象征,能給女性帶來心靈上的慰藉。然而,世俗社會中的家庭更多地成為禁錮女性發展進步的空間,導致很多女性生存意識和生存能力的降低,有的更讓女性失去了精神上的自由。與女性家庭生存空間的禁錮相對應的是女性生存空間的破裂。此種破裂并非是擊破家庭的禁錮,而是家庭內部空間的破裂。在《黑暗中的伊西斯》中,遭受自身家庭壓迫的薩琳娜作為第三者闖入理查德的家庭時,瑪麗喬也曾做出過抗爭,但依然想保持家庭空間的完整,努力地維持著平衡。其實,這也體現了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對女性這一家庭角色甚至社會角色的反省。她并沒有完全將女性生存空間的禁錮與破裂全部歸結于外部因素。當然,也正是由于女性生存空間的禁錮與破裂,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筆下的女性才選擇了上文所述說的離心式流浪。

  (二)女性身體的禁錮與破碎書寫

  小說《蛙之春曲》《真實的蠢故事》中存在著一批被消費的女人,她們被動地活在男性對自己容貌和身材的評價之中,這讓她們被徹底禁錮。那些被男性定義為美的女人,擁有著蒼白的面容、瘦削的身軀,為了取悅男性,寧可消耗自己的身心。又如《火星來的人》中那位熱衷裝扮、優雅漂亮的母親,徒有美麗的外貌,完全喪失了女性在社會中的基本生存能力。而《泥潭人》中的朱莉被視為性的象征,她在男人占有下獲得了虛榮和金錢,而男人擁有她則被視為有魅力和男子氣概。在小說《露露:或,語言的家庭生活》中露露和四位詩人過著同居的生活,露露在現實的社會中為他們提供生活物品,卻無法掌握生存的話語權力,換句話說,在女性的身體被物化后,她們就這樣“吃掉”了露露,甚至沒有任何申辯、控訴的理由。事實上,這些小說中的女性成為男性話語談論對象的價值僅僅在于床上的功夫。就這樣,她們在不知不覺中順應著男性的男權話語思考方式,她們的身體也無法擺脫來自性別、身份的現實禁錮。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筆下女性的身心往往在險惡的現實社會境況中不斷地被肢解,她們游離于生死之間。如果說社會是一個消費的空間,那么屬于女性的私人空間——身體顯得尤為復雜,所受到的禁錮不但來自于外部的政治和男性的強權,還遭受到來自家庭的痛苦。所以,小說中很多女性身體的被肢解幾乎都涉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性虐待等,那些在外部看來較為完整和諧的家庭內部實則早已破碎、肢解。總之,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小說中大多數的女性身體空間不但受到男性的侵犯,而且遭受被肢解的不公待遇。在《體重》中“我”和莫莉均是法學院的女生,作為女權主義者,都想證明女性的能力和偉大,想為女性爭取更好的社會體制生存空間,渴望一個在性別上更為平等、公正的社會,更希望女性通過自己的獨立變得強大。而后來的“我”和莫莉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不幸的婚姻讓莫莉的身體被他的丈夫虐待,最后走向了身體被肢解的死亡。對于“我”來說,婚姻無疑變為了一座墳墓。莫莉在婚姻中的善良不但幫助不了其它遭受種種不公的女性,反而軟弱地將自己也送進了地獄。但“我”不會選擇逃避,要創建“莫莉之家”來幫助那些被家庭暴力所虐待的女性,為她們提供一個家一樣的住所。小說里主人公“我”體現出的女權主義理想其實也是作者的理想。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通過對女性肉體、靈魂深處的書寫,引導讀者對此進行沉重的思考。她努力地通過自己的文本在破碎的空間收拾殘局,尋找改變的力量,為幸存的女性尋找更多的生存空間。

  三、女性走出生存困境的破解之道

  縱觀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所描述的、生活于禁錮和破碎空間之中的女性,幾乎都是都市女性,不斷地徘徊于幸存與否的生命狀態中。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非常善于使用平靜的文筆和飽滿的情節傳遞自己的憂慮:究竟如何喚醒都市女性的自我意識,扭轉這種流動、被動、可悲的結局,打破其生存空間中的禁錮。這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關注和沉思的關鍵所在。在她的文本中,“逃離”與“回歸”為處于生存困境中的都市女性打開了幸存之路。“逃離”是女性打破男性權威體系的最好方式,而“回歸”也不失為一種對男性權力體系的拷問和碰撞。在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看來,通過有效地“逃離”和“回歸”,尋找屬于自己的神性,詩意般堅強地生存可以幫助女性突破自己的禁錮和藩籬,為自身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和社會地位。

  (一)都市與自然之間的穿梭

  生存空間的禁錮和破碎使得社會中的絕大部分女性負重前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小說創作中為她們探尋了一條活得更好的幸存之道。所謂逃離,指的是女性在種種不公面前,可以采取離開的行動,進行一種精神上的流浪,如離家遠走、逃離都市、生態旅游、辭職探險,即離開那個禁錮自己的生存空間。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筆下的女性更多地選擇在都市與自然之間穿梭。與城市緊張繁忙的現代生活不同的是,大自然擁有綠油油的草原、清澈的溪水、蔚藍的天空,兩者之間最大的隱喻性差別在于人情的冷暖、關系的遠近和人性的病態與健康。都市的空間擠壓和異化了女性的身心情感,使她們更多地患上了褪之不去的城市病。在小說《毛團》中女主人公凱特通過自己在社會中的勤奮拼搏獲得一定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但也變得冷酷和世俗,甚至和自己的親人關系都變得疏遠淡漠。凱特久居城市,患上了很多女性都有的卵巢囊腫。她把這個良性肉瘤取出后,小心翼翼地保存這個身體異化的肉瘤,因為她已經不能生育了。從身體和心理上,她都患上了一種失去自我的都市病,而最好的治療措施就是回歸自然生態。

  既然都市和家庭對女性來說更多地意味著禁錮和病態,而象征著寧靜與美好的自然具有治愈和凈化人性、尋找迷失的自我的效用,那么為什么作者要在鼓動女性逃離的同時還要認真地提出回歸之路呢?首先,大部分女性的逃離之旅是被迫、無奈的選擇。小說《黑滋爾颶風》中的“我”無法離開城市現代消費文化的吸引和職業謀生的渠道,但也不能遠離自然的美好。白天“我”只能順應,閑暇的時間“我”可以選擇與自然結緣。“我”可以在兩種環境中奔波,維持著截然不同的兩種生活方式。其次,女性的逃離也是為了更好地回歸。逃離可以是主動的,但不能成為永恒。在《著名的詩人之墓》中,當主人公“我”發現婚姻已經走向了重復性的爭吵和迷茫時,更希望以旅行探險的方式來彌補婚姻家庭中的溝壑,在親近自然中尋找久違的自己。“我”不會退縮式地離家,無論“我”有多強的逃離欲望,在自己的心里只要“我”還能接受他,“我”絕不輕言放棄,因此“我”只能在都市與自然之間穿梭療傷。此外,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也在小說中提及了一種非空間位移的夢境來實現逃亡與回歸。小說《到時候》就是一部描繪女性通過夢境逃離家庭的小說,女主人公除了能在家里制作美味的佳肴,已經完全喪失了現代人社會生存的基本技能,她在平凡的世界里產生了無聊和厭倦的情緒,但妻子和母親的雙重身份很難讓她逃離。她想親近自然、逃離禁錮,也需要安穩和幸福,于是只能在一場場虛幻的夢境中打破家庭的禁錮,在都市與自然之間穿梭。這其實也真實地體現出其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

  (二)神性與詩意之光的閃耀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小說閃耀著詩意的神性之光,她在自己文本中所展現出的詩人般的精神氣質足以撼動人心、催人奮進。縱觀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塑造的女性人物,很多都有自己的主張和見解,絕不會因為現實的禁錮和藩籬而產生退縮和屈服。小說《激流漩渦》中的愛瑪就是敢于冒險、喜歡勇敢嘗試自然探險的一位女性。她柔弱身軀的背后似乎潛藏著一種不可動搖的宗教神性,始終認為自己生命的神奇在于總能死里逃生,而這種泛著神性光輝的信念帶給她的是女性少有的樂觀和自信。探險的歷程磨礪了她。在肯定自己存在的同時,她還要學會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樂觀積極地面對一切挑戰。總之,她賦予自身的精神力量是其他女性所沒有的,外化出來便形成了勇往無前、開朗大度的性格。而神性之光除了能夠幫助愛瑪尋找生命的動力和意義外,也能幫助《格查爾》中的薩拉實現自我拯救。薩拉的孩子夭折之后,極大的痛苦淹沒了她。在旅游中她為自己的孩子送去思念和祈禱,也為自己尋找到詩意的解脫。在女主人公得到解脫的情節中,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用她那細膩的文筆營造出了一種神秘、神圣的氣氛:在一處靜謐得令人肅然起敬的山泉水池旁邊,當一種不可描摹的、大自然的神性之光突然普照到女主人公的時候,她原本愁容的臉居然瞬間顯現出了善意、美麗、圣潔的微笑,這預示著她從失敗、痛苦中堅強地站立起來,能夠繼續回歸尋找美好的生活。這種超現實的、浪漫主義的情節以及對神性的謳歌,令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作品極具詩意和宗教感。作者希望都市中被禁錮的女性能夠在神秘、神圣的大自然中尋覓到一種超驗的精神上的解脫。

  四、結語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憑借著筆耕不輟的精神,向世人展示了其對同時代女性的人文關懷。當我們將她筆下那些并不完美的都市女性呈現在腦海的時候,就會發現她們就是一面鏡子,折射出平凡生活中很多處于生存困境的女性身影。選擇斗爭還是妥協,將決定都市女性的生存出口。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主張逃離禁錮,在回歸自然的療傷中學會樂觀、勇敢地面對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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