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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價值層面解讀科學

時間:2020-02-24 09:04作者:陳強強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道德—價值層面解讀科學的文章,回顧科學研究的歷史可以看出, 與“第一波”主要通過對認識邏輯的研究強化科學的基礎不同, 其“第二波”主要通過具體案例研究解構科學。總體上, 對科學的強化帶有應然色彩, 意在提升科學的價值;而對科學的解構帶有實

  摘    要: 在《民主為何需要科學》中, 科林斯和埃文斯闡述了他們多年科學研究的集成之思。本文將其概括為“從道德—價值的觀點看科學”, 并從四個方面詮解。這四個方面是:從道德-價值的觀點對科學進行理解與辯護;從應然的視角對科學規范進行新闡解;基于事實與價值的二分創生技術決策的新制度—“貓頭鷹”;從科學作為好的價值觀源泉回答民主為何需要科學的問題。盡管有必要“從道德—價值的觀點看科學”, 但闡論還需細致化, 需保持開放的姿態, 在理解與批判中反思科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關鍵詞: 科學研究; 道德; 價值; 形成性愿望;

  Abstract: Recently, Collins and Evans elaborated on their years of thinking about the science studies. We generalize it as “looking at science from a moral-value point of view”, and explain it from four aspects. The four aspects are: To understand and defend science from a morality-value point of view;To interpret science n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ght; Creating“The owls”based on the dichotomy of fact and value;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y democracy needs science from science as a good source of value. It is necessary to expound it in detail and reflect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science study in understanding and criticism.

  Keyword: science studies; morality; value; formative aspirations;

  回顧科學研究的歷史可以看出, 與“第一波”主要通過對認識邏輯的研究強化科學的基礎不同, 其“第二波”主要通過具體案例研究解構科學。總體上, 對科學的強化帶有應然色彩, 意在提升科學的價值;而對科學的解構帶有實然色彩, 對科學的價值形成了貶低。歷經“科學大戰”, 科學知識社會學陣營的部分學者開始反思“第一波”尤其是“第二波”, 其中科林斯 (Harry Collins) 和埃文斯 (Robert Evans) (下稱“科-埃”) 頗具代表性。科-埃2002年發起“科學研究的第三波”, 聚焦于“專長 (expertise) 與經驗研究”。[1]基于多年的科學研究及近年發展起來的“專長規范理論”, 科-埃在《民主為何需要科學》 (下稱“近著”) 中闡述了旨在從道德—價值層面理解科學、為科學辯護的系列觀點, 本文將其概括為“從道德—價值的觀點看科學”。就筆者的理解而言, “從道德—價值的觀點看科學”既是科-埃對“第一、二波”的整體省察和不正確內容的揚棄;也是對“第三波”的深入闡發。可以說, 它既是科-埃對科學研究歷史的總結與反思, 也是集成之思, 意在建設性地、規定性地推動當前的科學研究。經研讀與思考, 筆者從四個方面對“從道德—價值的觀點看科學”詮解, 同時對其簡評, 以期能對國內科學研究有所啟發與助益。

  一、科學的道德理解與辯護

  眾所周知, “第二波”通過大量的案例分析揭示了科學的價值負載, 有力地質疑了科學的求真能力。這削弱了從認識邏輯和實際效用為科學做基礎辯護的可能性。[2]26由此引出了一個根本問題:科學還有特殊之處嗎?進一步言, 還能從其他層面為科學做基礎辯護嗎?與“第二波”不同, 科-埃強調, 作為“第三波”重要內容的“近著”盡管接受“第二波”關于科學工作本質的說法, 但拒斥其結論;認為科學仍有特殊之處, 其通過道德與價值得以理解和辯護。

  1. 道德選擇

  科-埃認為, 盡管科學不能引導我們通向可觀察世界的絕對真, 但科學依舊是理解可觀察世界的首選方式。“我們看重那些為觀察而觀察者;觀察要比不觀察好。我們說這些觀察者有經驗和專長。……就像道德選擇一樣, 我們知道自己必須選擇專長勝過無專長, 且必須選擇遵循科學價值觀的專長, 即使我們并不知道如何以任何基本的方式證明這種選擇是正確的。”[2]27需要解釋的是:對科學的選擇為什么像一種道德選擇。科-埃用一個事例予以解釋:盡管哲學家們一直為好的道德選擇做基礎辯護, 但無一例外地失敗了。但人們并未因此就不能很好地做道德判斷。原因在于“我們并非在尋求決定性辯護的基礎上做選擇, 這是道德行為的一個特點。撇開哲學家不談, 哲學辯護并非道德判斷的來源。”[2]27換言之, 選擇科學并不需要有“絕對性辯護”, 就像做道德選擇時那樣, “正確的選擇是自明的。”[2]28科-埃特別指出:“這里發生的事情更多的是一種啟示而非論證。”[2]28在科-埃看來, 再多的論證似乎都會得到同樣的結論, 即我們終究還是會選擇基于專長和科學價值觀的觀察來作為理解“可觀察世界”的方式, 而非其他。
 

道德—價值層面解讀科學
 

  2. 道德制度

  嚴格意義上, “科學作為一種道德制度”在“近著”中只被提及一次:“這是一本關于科學作為一種道德制度的書。”[2]30但該思想卻貫穿“近著”全書。科學何以作為一種道德制度?總結起來對它的回答就是:科學是一種能夠為社會“提供道德領導力”和“堅守道德底線”的制度。[2]16科-埃指出, 對默頓科學規范的熱烈討論與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密切相關。20世紀40-50年代, 人們發現社會早已不再良性, 急切需要學術和科學家的獨立, 遵從默頓科學規范。此時, 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對民主生活產生了巨大的腐蝕性影響, 同樣需要能夠提供道德領導力的科學, “這是因為好的行為是科學存在的理由 (raison d’être) 的本質。”[2]16“此外, 維系科學的價值觀與維系民主社會的方式有重疊之處。”[2]31關于人們對默頓科學規范實際效用的質疑, 科-埃也作了回答。科-埃盡管沒有聲稱默頓規范是有效的, 但承認科學家 (至少一些社會科學家) 使用的科學模型直接導致了默頓所界定的規范, 而且正是科學家的科學理念驅使科學作為一種制度, 并賦予科學為整個社會提供道德領導力的潛力。

  3. 道德事業

  “科學作為一種道德事業”在“近著”中也只被提及一次:“我們認為, 科學應該被視為一項道德事業, 應該頌揚引導科學工作的價值觀。”[2]8在科-埃的思想體系中, 科學作為一種道德事業, 是基于將科學視作一種受“形成性愿望” (formative aspirations) 引導的生活方式。這里是在維特根斯坦意義上使用“生活方式”, 而“形成性愿望”意味著“生活方式的存在, 因為這種生活方式下的成員大部分時間都渴望以某種方式行事, 即使他們不可能一直都成功。”[2]42也即是說, 科學這種生活方式的成員遵循一些共同的“形成性愿望”。此外, 科-埃認為, 科學的“形成性愿望”不止默頓提出的規范, 這點留待下文詳述。而塑造科學這種生活方式的正是這些“形成性愿望”。盡管這些“形成性愿望”并非在一切時空、對任何科學實踐都能發揮效用, 但這并無大礙, 因為“形成性愿望對集體 (生活方式1) 進行塑造, 即使存在一些不符合它們的偶然行為。”[2]45或者說, “盡管如此, 部分科學仍然完好無損。”[2]17由于目前多數科學家依然持有舊的世界觀, 因此這些“形成性愿望”仍能夠發揮很好的作用。換言之, 盡管“第二波”揭露了“形成性愿望”在很多科學實踐中的失靈, 但科學家的科學觀念并未因此發生深刻變化, 依舊受上述那些“形成性愿望”的引導。在科-埃看來, 構成科學價值觀主體部分的正是這些“形成性愿望”。而且, “當我們通過這些價值觀工作時, 可明顯地看出這些價值觀全部—幾乎全部—基于一種弄清事物真相的愿望。”[2]45-46可以看出, 科學作為道德事業是基于它所秉持的價值觀, 這些價值觀對科學形成好的引導。

  二、科學規范的新闡釋

  “從道德—價值的觀點看科學”的第二個重要方面是對科學規范的新闡釋, 也是將“第三波”與“第二波”區別開的顯著標志。用科-埃的話說就是:“第三波不同于第二波的地方在于它的規范性立場。”[2]18事實上, “第三波”的“規范性立場”也不同于“第一波”。科-埃對科學規范的新闡釋可概述為以下兩個層面。

  1. 重釋科學規范的價值

  與眾不同, 科-埃不但沒有否定默頓提出的科學規范的價值, 而且借用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資源對它進行重新理解。在科-埃看來, 盡管現實中存在“反規范”, 但“我們還是想說默頓確實揭示了一些關于科學工作本質的重要信息”[2]53。為什么呢?因為盡管默頓錯誤地從“是” (is) 中得出“應該” (ought) , 但科學規范本身并沒有錯。與默頓不同的是, “我們只使用規范本身是好的這一想法, 而不聲稱它們是有效的。”[2]53-54可以這樣理解科-埃的主張:應從“應該”看待科學規范, 而不是“是”。就像道德規范在現實中的效用一樣, 科學家在科學實踐中也很難嚴格遵守所有科學規范, 但他們必然遵守了所有科學規范中的本質部分, 或者說科學規范中的本質部分必然引導了科學家的科學實踐。這是將科學與其它人類實踐區別開來的根本依據。

  為了將自己的上述主張闡述清楚, 科-埃借用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和“生活方式”概念說明科學。科-埃認為, “家族相似性概念難起作用, 除非限制一個家族的不止是家族成員之間的共同屬性, 而是還有其他限制方式。”[2]41這點不難理解, 因為單純以共同屬性界定事物是否屬于同一個家族將使“家族相似性”概念的解釋力喪失殆盡, 畢竟很多事物之間都有相同屬性, 這將傾向認識論相對主義。因此, 科-埃用“生活方式”和“家族性相似”概念一同限制一個家庭的成員, 以此“提供一種必要的限制”[2]41。“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 ‘生活方式’類似于許多其他社會學/歷史概念, 這些概念反映了生活在一個社會群體中的典型生活方式。”[2]41也即是說, “生活方式”所反映的一些相同點必須是某個社群足以用來界定自身獨特性的典型特征。由此, 科-埃將科學視作“一個其成員受典型行為和意圖界定的社會群體”[2]41。舉例而言, 占星術和天文學的本質差異在于實踐它們的群體的生活方式存在本質差異, 二者享有不同的典型行為和意圖 (或者說形成性愿望) , 受不同的價值觀引導。“科學的特點是一系列的形成性愿望”[2]45, “形成性愿望對集體 (生活方式) 進行塑造, 即使存在一些不符合它們的偶然行為”[2]45。

  明顯的是, 科-埃對科學規范的理解跳出了“是”與“應該”的混淆, 將二者區別看待。他們是從應然層面看待科學規范的, 而非實然。與此同時, 他們用全部的科學規范來界定作為生活方式的科學, 這是一種新視角。

  2. 形成性愿望

  科-埃提出了若干具有科學規范性質的“形成性愿望”, 其中多數是科學研究以往成就的新闡釋, 即“揭示我們一直都知道的……這本書只是試圖重新整理常識, 或者把常識引到人們注意的前沿”[2]48。顯而易見的是, 科-埃對這些“形成性愿望”并沒有充分論證, 而是更多地訴諸“不言而喻”。用科-埃的話說就是“更多的是一種啟示而非論證”。

  “形成性愿望”分為兩部分。[2]45-68一部分是為人熟知的, 具體包括: (1) 觀察。盡管僅通過觀察進行證實作為一種哲學思想是失敗的, 但作為一種社會學思想, 它卻沒有失敗。科學依舊依賴于觀察;認識到觀察不是人們所希望的那種純粹的東西并不會摧毀作為愿望和行動實踐指南的觀察。 (2) 確證。確證因歸納問題同樣經不起哲學的審查, 正如柯林斯“實驗倒退”論證的那樣[3]65-82。然而我們仍然賦予看似已成功重復的實驗結果更大的權重, 而非相反。 (3) 證偽。比對如下兩個世界:在第一個世界, 聲稱觀察到了什么的人愿意指出什么條件下他們的觀點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 并積極地邀請人們對這些觀點試驗。在第二個世界, 不追求證偽, 不知道如何改變或質疑觀察結果的世界。不言而喻, 人們希望的是第一個世界。 (4) 共有主義。盡管共有主義是最難被證明對科學普遍有益的規范, 但有“組織的懷疑主義”卻建立在它之上, 因此它十分重要。而且也看不出一個以保密為科學規范的社會比以共有主義為科學規范的社會好在什么地方, 對共有主義的偏好也是不言而喻的。 (5) 普遍主義。只需問一個人是否想生活在對可觀察的世界的看法是根據他們的種族、國籍、文化或性別來衡量的社會里, 就能得到不言自明的答案:“不愿意”。 (6) 無私利性。與普遍主義類似, 人們不會偏愛生活在一個有關“可觀察的世界”的觀點的權重由個人信仰和政治權益來決定的社會里。與無私利性相對立的正是個人信仰和政治權益。 (7) 有組織的懷疑主義。可使用同樣的論證策略, 即設置一個這樣的問題:難道人們寧愿生活在一個對物理和生物世界的主張持懷疑態度而不鼓勵的社會里?科-埃認為答案顯然是:“不愿意”。

  另一部分由科-埃新提出。 (1) 誠實與正直。誠實與正直盡管是非常一般的價值觀, 但尋找證據的正直和宣布結果的誠實是科學不可或缺的。 (2) 合法理解的核心。合法理解的核心強調的是理解和評價科學發現的價值的核心應是科學專家而非公眾, 這與科-埃對技術決策的“技術階段”和“政治階段”的二分[4]相一致。 (3) 清晰。由于科學家必須渴求傳達一種 (正確的) 解釋, 因此清晰在科學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4) 個人主義。我們在原則上必須假定個人可以與自然“對話”, 并且比其他人“聽”得更清楚。這是科學的重要特征之一。這種主張依據的事實是:有些人比其他人處于更好的觀察位置或者是更好的觀察者。 (5) 連續性。連續性基于這樣一種洞見: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科學思想也會尋求吸收和保留以前被認為是真理的部分。 (6) 開放性。開放性源自科學主張的可證偽和有組織的懷疑主義。在科學國度, 沒有誰的主張能夠終結科學, 科學永無止境。 (7) 一般性。科學和科學家之所以十分重視一般性, 是因為某些主張的適用性越廣泛, 它們就越容易被證實或證偽。 (8) 專長的價值。科-埃認為, 科學最為基本的一個特征就是賦予專長很好的價值。不僅科學家渴望成為自己領域的專家且重視專家的觀點, 而且人們重視專家的根源是因為專家完成的任務而非他們所在位置的權威, 盡管二者在實踐中難以截然分開。

  不難看出, 科-埃對“形成性愿望”的闡述或多或少都缺乏“決定性辯護”。這也是“近著”一直強調的, 即不保證“形成性愿望”在任何時空中都產生實際效用。科-埃的立場是應然的和價值的, 而非“是”的和“事實”的。根本上是道德—價值的。

  三、創生技術決策的新機構

  基于對科學的道德—價值理解, 科-埃創生了一種用于公共領域技術決策的新機構 (institution2) :“貓頭鷹” (The owls) , 它是“貓頭鷹式的社會學家和貓頭鷹式的科學家混合而成的咨詢小組”[2]101-102。要理解科-埃創生這種新機構的深層用意, 一者需要了解創生它的背景思想, 再者需要清楚它在民主社會中的職責。

  1. 背景思想

  在背景思想方面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科-埃對科學中事實與價值關系的重新規定。一般認為, 規范關乎價值, 與事實無涉。然而, “第二波”的案例分析表明事實與價值在科學實踐中并不是嚴格區分開的, 而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科-埃認為, “第一波”力求事實與價值的區分, 科學實踐被描述成價值無涉, 科學家嚴格遵守科學規范;“第二波”抹平了事實與價值的區分, 科學實踐被認為是價值負載的, 科學實踐處于失范狀態;而“第三波”要堅持事實與價值的區分。但是, “第三波”并不是向“第一波”的簡單倒退, 而是有所揚棄。[2]24即“第三波”堅持事實與價值的區分是出于應然, 而非實然, 這點與“第一波”恰恰相反。也即是說, 盡管“第三波”已經認識到了“第二波”揭示的科學實踐的失范, 但出于維護科學和民主社會的考慮, 依然堅持認為科學實踐要價值無涉, 這是在道德-價值的意義上理解科學。

  在背景思想方面還需了解的是技術決策的“技術階段”和“政治階段”之分。[2]24科-埃認為, 公共領域的技術決策應有“技術階段”和“政治階段”之分, 而非像“第二波”所認為的那樣, 全然是政治的。這是“第三波”與“第二波”的一大區別。科-埃將“技術階段”界定為“征求專家意見”[2]24;將“政治階段”界定為處理征求到的專家意見并在考慮這些意見后作出政策決定的社會機構和進程[2]25。這種劃分使得屬于“技術階段”的科學實踐被劃歸事實部分, 不僅能吸收“第二波”關于“專家建議應該包括來自科學外部的、基于經驗的專家的建議”[2]24的洞見, 而且可以提出“提供技術咨詢的方式應盡量減少來自政治偏見和影響的作用的規范性要求”[2]24。這事實上是讓屬于“技術階段”的科學實踐受事實主導, 盡量將價值的影響減到最小。在“政治階段”則強調價值的作用, 即“這里的規范性主張是, 政治階段以民主原則為基礎, 所有公民不論其專業知識如何, 都擁有平等的利益。至關重要的是, 政治階段總是優先于技術階段, 因此不存在專技主義問題。”[2]25

  2. 在民主社會中的職責

  要理解“貓頭鷹”在民主社會中的職責, 先得明白科-埃為何將這種機構稱為“貓頭鷹”。科-埃認為, 自然科學家中的少數人可以很好地理解科學的社會分析, 他們就像“貓頭鷹”這種動物, 不僅聰明過人, 更為可貴的是他們的頭可以自由旋轉, 既能向左看又能向右看, 而且他們在兩種視野下界限分明。也即是說, 這些少數的自然科學家既可以用自然科學的視角審視科學, 也可以用社會科學的視角審視科學。在科-埃看來, 那些同時支持“第三波”和“第二波”的科學研究者, 希望將社會分析加入到科學中, 而不是彼此替代, 他們將在決策過程中扮演新角色, “新角色是從真理轉向專長中確立起來的。”[5]他們也像貓頭鷹, 可以轉過頭向兩個方向看。因此, 也應是“貓頭鷹”這種新機構的重要成員。這就解釋了新機構為何是“貓頭鷹式的社會學家和貓頭鷹式的科學家混合而成的咨詢小組”。

  科-埃強調, “貓頭鷹”的職責不是達至真理, 只是報告共識。它的工作是“評判專家知識的當前狀況, 將他們獲得的結論傳遞給政客, 供其使用或推翻”[2]102。換言之, 他們的工作是忠實地代表任何可能被認為對這些決定有影響的技術建議的內容和確定性的程度。新制度之所以以“貓頭鷹式的社會學家和貓頭鷹式的科學家”為成員, 就是因為他們在面對公共領域的技術決策時, 有相對過人的判斷能力, “這意味著確定哪些人正在從事好的科學研究和/或者具有相關的基于經驗的專長。”[2]100然而, 多數公共領域的技術決策在科學家內部并不可能形成一致意見, 但往往有主流意見。這并不是說主流意見就是正確的。很多小眾的科學意見在長遠層面反而被證明是正確的。但決策者必須在短期內決定采用哪種科學觀點。而這使得技術決策不再是一個徹底的科學問題, 需訴諸科學的社會科學。科-埃指出, “第二波”和“第三波”的科學研究一直致力于對科學的社會構成進行深刻的反思和分析性理解———弄清科學是如何發展的。這種理解有助于界定和承認科學共識及其性質和力量。在“第一波”下, 只有科學真理。但現在我們認識到沒有科學真理, 只有有等級的共識。新機構將對當前科學共識的實質和力量進行認識。

  事實上, 科-埃關于“貓頭鷹”這種新機構的設想總體上是基于“第二波”和“第三波”, 但有所揚棄。一方面, 科-埃并不認同“第二波”徹底抹去事實與價值之間區別的做法, 認為在技術決策的“技術階段”要盡可能阻止價值的影響;另一方面, 科-埃認同“第二波”用共識替代真理的做法, 同時堅持“政治階段”優先于“技術階段”的主張。有關“貓頭鷹”這種制度的組員的構成及其在民主社會中的職責的設想, 都是基于這兩個方面的觀點。

  四、對民主為何需要科學的回答

  總體上, “近著”的根本目的在于回答它自身提出的問題:民主為何需要科學。“近著”的回答是:“我們認為民主需要科學, 因為科學是或可能是良好價值觀的源泉。科學的理解一直存在爭議, 但科學的價值卻是永恒的。”[2]26盡管上文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這個回答, 但筆者再作兩點闡釋。

  第一點, 科-埃思考科學與民主關系的不同視角。伴隨“第二波”的案例研究, 時下STS學界熱烈討論的是“科學為何需要民主”, 也即“科學的民主化”問題。可以看出, 科-埃也支持“科學的民主化”并參與其中。不同的是, 科-埃沒有止步于此。而是反過來思考“民主為何需要科學”, 也可以說是“民主的科學化”問題。可以看出, 這兩個問題對科學與民主關系的思考不無差異。“科學的民主化”強調的是如何將科學納入民主理念和制度框架之中;“民主的科學化”強調的是民主如何將科學作為自身的價值觀源泉。科-埃同時主張二者。科-埃認為, 科學的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主的價值觀, 二者有一定的重疊。[6]從科-埃所列的“形成性愿望”來看, 有些確實可以同時作為民主的價值觀。但如何將更多的科學價值觀同民主價值觀協調一致, 卻是個難題。

  第二點, 科-埃的應然立場。科-埃在“近著”中所持的應然立場, 上文已經做了論述, 但這里需要稍加補充。在思考“民主為何需要科學”時, 科-埃看待科學的視角是應然的, 或者說是價值的。科學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因為難以達至真理和在實踐中某些失范現象的存在就被貶低。在根本上, “價值要強于事實, 它并非是一種弱的辯護方式”[2]85。科學本質上是受上述“形成性愿望”引導的生活方式, 這是我們依然要從應然立場看待科學的根本理由。

  綜上, 重視科學所秉持的價值觀是“從道德—價值的觀點看科學”的核心, “近著”幾乎全部圍繞此展開。“近著”對民主為何需要科學的回答總體上不夠細致, 還需深入闡發。

  五、簡評

  上文從四個方面詮釋了“近著”的主要思想, 現對其作簡評。筆者認為, 有必要“從道德—價值的觀點看科學”, 但闡論還需細致化。科-埃指出, “如今, 關于科學和技術的學術討論變得越來越極端化, 但這里的觀點與任何一個極端都不相同。它認同20世紀70年代認知革命帶來的對舊科學模型的豐富理解和批判, 但它也旨在保持科學在社會中的特殊地位。”[2]12也即是說, “近著”走的是一條揚棄之路, 它保留的是“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積極成就, 批判的是“第一波”和“第二波”的極端主張。科學研究歷經數十年的發展, 確實需要自我反思了。科-埃在這方面邁出了堅實的一步。關鍵的問題是, 科學在社會中是否還有特殊地位?該站在什么樣的立場為科學做基礎辯護?“第二波”不僅摧毀了從認識邏輯和實際效用為科學的特殊性辯護的可能而且看待科學的視角讓科學研究走向了極端。但這并不意味著科學再也難以得到基礎辯護。從道德—價值的觀點來看, 科學是一種受“形成性愿望”引導的特殊生活方式, 是能為社會“提供道德領導力”和“堅守道德底線”的制度。引導科學的好的價值觀是民主所需的。當然, “近著”對自己主張的闡述, 有進一步細致化的空間。盡管難以對科學作“決定性辯護”, 但也不能過多地依賴“不言而喻”。與此同時, 如何將“從道德—價值的觀點看科學”與科學實踐治理更好地契合起來, 也需深入思考與闡論。總之, 對“近著”的觀點, 需保持學習與開放的姿態, 在理解與批判中反思科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參考文獻

  [1]Collins H.Three Waves of Science Studies[C].Burguete M, Lam L. (ed.) All About Science:Philosophy, History, Sociology&Communication.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2014:243-252.
  [2]Collins H, Evans R.Why Democracies Need Science[M].Cambridge:Polity Press, 2017.
  [3]Collins H.Reproducibility of Experiments:Experimenters’Regress, Statistical Uncertainty Principle, and the Replication Imperative[C].Atmanspacher H, Maasen S.Reproducibility:Principles, Problems, Practices, and Prospects.Hoboken:Wiley, 2016:65-82.
  [4]Collins H, Weinel M, Evans R.The politics and policy of the Third Wave:new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J].Critical Policy Studies, 2010, 4 (2) :185-201.
  [5]Collins H.The Role of the Sociologist after half-a-century of studying science[J].South Af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2013, 44 (1) :158-179.
  [6]Collins H, Evans R, Weinel M.STS as Science or Politics[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7, 47 (4) :580-586.

  注釋

  1 斜體部分系筆者添加的注解。
  2 “近著”中“institution”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制度”,與“moral”連用,意指“道德制度”;另一種是“機構”,即這里所說的“新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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