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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史論文范文(導師推薦6篇)

時間:2017-12-08 14:00作者:學位論文網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西方哲學史論文范文(導師推薦6篇)的文章,西方哲學的發展對當今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也凸顯出了在當今社會研究西方哲學史的重要性。對于西方哲學史應如何理解,其研究范式以及如何拓展其廣度和深度,都成為研究西方哲學史的關鍵性問題。

  論文范文一

  題目:西方哲學史的研究范式及其歷史轉換初探

  哲學始于驚奇和反思,牛頓以前的哲學都是將自然作為哲學的研究對象,自科學從哲學母體分離出來后,對自然的好奇探索則由科學來承擔,哲學轉而研究人的認知能力,對人類創造性的肯定還局限于藝術家的活動。只有到了科技越來越成為改變世界的最重要的力量,人類將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創造活動和技術創造活動納入哲學的考查范圍,哲學的創造顯現才成為可能。我們在這里分享一篇西方哲學史論文,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摘要西方哲學的發展對當今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也凸顯出了在當今社會研究西方哲學史的重要性。對于西方哲學史應如何理解,其研究范式以及如何拓展其廣度和深度,都成為研究西方哲學史的關鍵性問題。本文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范式進行分析和概括,闡述了西方哲學史研究范式的現狀和歷史。

  關鍵詞西方;哲學史

西方哲學史論文范文 配圖

  近年來,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力度越來越大,出現了大量有關西方哲學史研究的著作,無論是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對西哲學史的研究都取得了極大的成果,通過研究,使西方哲學史的深度和廣度都得到了拓展和推進,使人類在哲學方面的認知向前跨躍了一大步。在對西方哲學史進行研究的過程中,西方哲學史的研究范式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換,在某種角度來說,人們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表現出了知識性、歷史性和思想性的一面,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方式。將西方哲學史在中國的發展過程結合起來看,可以將西方哲學史研究范式的變化總結為肯定式研究范式、否定式研究范式和否定之否定的研究范式,在西方哲學史研究范式的不斷變化中,其研究點可以概括為基本態度和知識性、歷史性和思想性,了解西方哲學史研究范式的歷史,對理解西方哲學史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西方哲學史是一門歷史科學。

  西方哲學史無疑是一門哲學研究課題,其研究的核心是對哲學思想的把握,這是由哲學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但西方哲學史同時也是一門歷史科學,是哲學和哲學研究不斷變化發展的歷史。由于哲學本身的思想性、深邃性和個性化的特點,西方哲學史的研究變得十分艱難。盡管如此,在西方哲學的發展歷程中,人們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仍取了許多成果。

  對于我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來說,西方哲學史是“舶來品”,由于東西方思想方式、文化差異、歷史情景等諸多方面的不同,使我們一度很難代入西方哲學史產生和發展的文化背景。來自文明的對沖,使我們對西方哲學史的把握造成了困難。因此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必須是循序漸進的,只有通過不斷的探索,并且始終堅持與時俱進,才能窺探到西方哲學史的精髓和奧秘。

  二、肯定式研究范式。

  在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過程中,第一個研究階段可以概括為肯定式研究范式。所謂的“肯定式”,是因為在當時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下,西方哲學史的哲學思想與當時人們的現實生活緊密聯系起來,產生一“西學東漸”、“洋為中用”等非常具有時代特征的觀點,這種觀點使以西方哲學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得到了人們的認可,甚至被認為是挽救民族危亡的良藥秘方。

  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我國對待西方哲學史的態度必然是肯定的,因此其研究范式也被定義為“肯定式”.

  三、否定式研究范式。

  由于歷史環境的因素,肯定性的研究范式,是西方哲學史傳入我國之后,在起始研究階段必然要經歷的思想方式。然而隨著逐漸深入的研究,以及在西方文化中求索救國良方的信念破碎之后,在哲學思維領域必然會引起一場革命,而這場革命將西方哲學史“肯定式”的研究范式全部推翻,隨之而來的是“否定式”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說起始階段過后,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進入第二階段后,其研究范式是“否定式”的研究范式。

  所謂的“否定”,包含著兩種含義,其中之一是實體化的陳述形式;另一個則是為異在和它自身的他物。將這兩種含義結合起來看,雖然兩個概念看似不同,但這兩者之間的內在是一致的。排除自身的他物,實質就是自我否定,在自我否定之處,必然會在同一領域中出現新的陳術形式。所以在這一階段對西方哲學史“否定性”的研究范式,并非是對西方哲學史本身的否定,而是以否定性的方式,將以往西方哲學史中的潛在因素彰顯出來,同時否定式的研究范,也是對西方哲學史過去的研究的一種自我反思,通過反思實現在西方哲學史研究中的自我超越、自我突破。

  四、否定之否定的研究范式。

  否定之否定是事物運動的更高階段,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歷程也符合這一規律。在對西方哲學史研究的第二階段,也就是西方哲學史的“否定式”研究范式這一過程中,我國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擺了以往生搬硬套,按照西方社會思路改造成中國的思想主張,“洋為中用”的思想開始側重于“中用”,并且開始結合當時中國的社會歷史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發展的道路。

  經歷了對西方哲學史的肯定式研究范式和否定式研究范式之后,中國社會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隨后我國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范式出了否定之否定之一特征。中西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開始有了“中國式解讀”,對哲學的研究,也有了獨立的哲學觀和歷史觀。可以說直到這一時期,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才真正具有了研究的性質,而不是以往的全盤接受或生搬硬套。

  這一時期西方哲學史的研究范式的特點是繼承了西方哲學精神中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但同時受到時代局限性的影響,對西方哲學的“否定性”沒有全盤把握,缺乏自我否定思想,使思想上的否定變成了政治層面的斗爭。

  五、結束語。

  西方哲學史從進入我國開始,就與我國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緊密相關,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多是出于現實需求方面的考慮,這一點在西方哲學史研究范式的變遷中不難發現。哲學是對世界在思想上的解釋,隨著時代的變遷,世界必然會發生改,而哲學也會與時俱進。西方哲學基于西方文明而產生,在過去,西方哲學史的研究范式對中國近現代文明歷史的發展變化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未來,對西方哲學史的研究范式也會發揮其功能,會為了更好的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給予了思想上的指導。

  參考文獻
  [1]郭湛。哲學研究范式的轉換與對哲學自身的理解[J].江海學刊,2012(02)。
  [2]史巍,楓葉。西方哲學史研究的史與論--兼談西方哲學史研究范式轉換[J].社會科學戰線,2011(11)。
  [3]韓秋紅,史巍。我們還可以在何種意義上理解西方哲學史[J].江海學刊,2008(04)。

      論文范文二

  題目:論羅素《西方哲學史》之敘述法門

  摘要:《西方哲學史》一書在羅素作為數理邏輯哲學家、思想家的人生中似乎顯得不甚重要, 然其憑借獨具一格的富于思想史、文化史色彩的敘述法門在有關西方哲學史的諸多敘述模式中自成一家。羅素從歷史走向、社會發展的宏觀視角切入哲學史的根脈, 試將特定時代環境造就的哲學人物以一種兼具廣泛性和特殊性的闡明方式顯露出來, 個中流溢的人文關懷與求實精神于今時仍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羅素; 《西方哲學史》; 敘述法門;

  On Russell's Narrative Method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bstract:The book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seems to be of little importance in the life of Russell as a philosopher of mathematical logic and thinker. However, his unique narration method rich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and culture has a style of his own among different narrative patterns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Cutting into the root of philosophy history from the macro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trend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ussell tries to expose the philosophical figures created in specific eras and environments in a way that is both extensive and specific, with the overflowing humanistic care and practicality.The spirit is still highly practical today.

  Keyword:Russell;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arrative method;

  1. 引言

  中國現代哲學家金岳霖先生嘗于《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一文中指出:“哲學要成見, 而哲學史不要成見。哲學既離不了成見, 若再以一種哲學主張去寫哲學史, 等于以一種成見去形容其他的成見, 所寫出來的書無論從別的觀點看起來價值如何, 總不會是一本好的哲學史。”[1]金先生所說的成見當然不是我們日常掛在嘴邊的偏見之狹隘取義, 是指各思想家在其獨特的性情引領與環境熏染之下由思議之諸多問題而熔鑄出的思想。是以哲學研究或思想史研究大約都難逃此種成見觀, 即對一種成見或言思想進行言說, 并圖求言之有理而言之有味。哲學創作中少不了成見的參與, 然哲學史研究中卻又容不得成見, 這對于既從事哲學創作又進行哲學史寫作的伯特蘭·羅素而言, 似乎免不了是一種矛盾。羅素所著的《西方哲學史》 (全名為:《西方哲學史及其與從古代到現代的政治、社會情況的聯系》) 本是為巴恩斯基金會講座而寫的, 這部書在羅素之為數理邏輯哲學家、思想家的人生中似乎顯得不甚重要 (不過為其解決了經濟層面的燃眉之急) ;但無論如何, 它的羅素式詼諧言說、羅素式直率坦誠無疑使之成為有關西方哲學史的一切敘述模式中極為獨特的存在。

  2. 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撰述背景與初衷

  論及《西方哲學史》此一“通俗讀物”在“背景”知識層、“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以及“焦點”知識層的接受景況, 自然是如事實所昭示的那樣不盡一致了。根據《羅素傳》作者、英國哲學教授瑞·蒙克的調查研究, 雖然此書的銷售成績著實令人艷羨, 卻也并不能掩蓋其中的實際問題。“讀者的感覺是, 該書布局不當, 幾乎堪稱草草結束了事。例如, 許多人認為, 伊曼紐爾·康德是近代最重要的哲學家, 但是羅素僅僅使用一章篇幅, 以批判的態度進行討論, 其結果讓大多數人覺得不滿。黑格爾著作等身, 該書僅用15頁篇幅闡述。尼采被當作泛泛而談的諷刺對象, 幾乎難見具體內容。……該書隨后幾章討論了一些哲學家;我們懷疑, 作者選擇他們不是基于對其在哲學史上的重要性的仔細考量, 而是因為在討論他們時, 羅素碰巧看到了手邊他以前撰寫的闡述那些人思想的作品。”[2]299諸如此類的負面評議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 羅素撰寫此書時的狀態的確不比其前半生了。

  如就羅素本人來說, 彼時紐約州最高法院關于撤銷紐約城市學院對羅素的聘任決定這一裁定結果給他的學術生涯帶來了災難性的消極影響, 此事使得他在情感方面本就常處的受損狀態尤有加深。對跌落深谷的羅素而言, 向他發出盛情邀約的巴恩斯博士可謂是一大貴人 (羅素本人不一定持這種看法) ;自視為藝術教育家的巴恩斯以成功地聘任羅素為其基金會哲學講師而倍感榮耀, 并設想著羅素與自己可以成為同為基金會志事而奮斗的盟友。事實上, 巴恩斯的熱情再怎么高漲, 在羅素那里也不過是一廂情愿而已。羅素所想的是:在巴恩斯提供的溫室環境下徹底擺脫既往的俗事紛爭、返回嚴肅的學術工作之中, 除卻每周舉辦一次的哲學史講座, 羅素不希望在其他方面與巴恩斯產生界外交集。當然, 巴恩斯起初并未察覺到羅素心底的真實想法, 他在1940年6月份給羅素寫的信中就毫不掩飾地談及自己對講座的期待;他曾這樣告知羅素:“總之, 如果您希望表達自己心中的想法, 完全可以暢所欲言, 哪怕采取對手所用的那些手段也沒有關系。我們將會支持您。”[2]278許是巴恩斯博士的態度起了作用, 或者是羅素尚未從過去撰寫政治類熱文的非嚴肅狀態中抽身, 又或是申請參加講習班的學生知識背景各異 (其中僅有一名是哲學專業的) 的緣故;總之, 羅素的哲學史講座在完成巴恩斯的教育目標方面收獲成功的同時, 在嚴肅學術的意義上卻面臨著某種危險。之所以招致“危險”和“嚴厲的批評”, 從羅素本人的“辯解”來看, 是因其異于一般哲學史的寫作初衷。在美國版序言中, 羅素開門見山道:“目前已經有不少部哲學史了,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僅僅在它們之中再加上一部。我的目的是要揭示, 哲學乃是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個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 而是曾經有各種體系盛行過的各種社會性格的產物與成因。這一目的就要求我們對于一般歷史的敘述, 比通常哲學史家所做的為多。”[3]1顯然, 如書名所示, 羅素筆下的哲學史斷非尋常敘述路徑力可達成的。不論其最終在哲學史與純粹社會史敘述的理論黏合度問題上處理得如何, 至少可以確定的是, 羅素的這一初衷的確與其舉辦基金會講座此種行跡相呼應。

  瑞·蒙克分析了羅素當時寫給英國友人的箋札, 事實上羅素該有的積極情緒顯然已被殘酷的戰爭消磨得所剩無幾了;身處異國的他自然不可能加入到抗擊希特勒的隊伍中去, “他面對自己難以承受的局面時, 盡量從高高在上的角度進行觀察”[2]284。羅素從歷史走向、社會發展的宏觀視角進入哲學史的講演, 他一面將思想的觸角伸至遙遠的過去, 一面不無憂慮地審視著當下的種種亂象;可以說, 在此二事之間盤旋的羅素尋覓的正是能夠從某種程度上紓解其絕望感的東西。英國歷史學家柯林武德對歷史哲學的界定是:歷史哲學所要關注的不是“過去本身”, 亦非“歷史學家對過去的思考這一本身”, 應當是“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用柯氏本人在其作《歷史的觀念》中的原話來講即為“歷史學家所研究的過去不是死氣沉沉的過去,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舊活躍于現實生活中的過去”。柯氏此言道出隱藏在大量歷史事實背后的思想超越性及其恒常價值, 亦不外是羅素所謂“保持廣闊視野”之訓諭旨在守握的精神食糧。然歷史事實之浩瀚無窮恰如深海全景之不可測, 歷史學家在擇取事實時或多或少都具有臨時的性質, 那么隨之進行的史實解釋亦不可脫去臨時性質的外衣。恰如羅素所言:“企圖包羅的時期既然是如此之廣, 就必須要有大刀闊斧的選擇原則。”[3]2不過, 選與不選、述與不述, 這在史學家那里總有其價值考量, 能否為讀者全盤接受則是另一碼事了。隨著研究的深入, 甄選后的事實本身、事實的解釋、事實的秩序、事實依托的社會概貌等等都在特殊酵素的作用下共同經歷著微妙的、甚至難以被察覺到的變化。羅素希求在此過程中, 盡自身所能將特定時代環境造就的哲學人物以一種兼具廣泛性和特殊性的闡明方式顯露出來, 且并不越出真相的尺度與邊界。當然, 作為研究主體的羅素本是當下的一部分, 作為研究客體的歷史事實則屬于過往, 此種不可抹殺的研究實況無疑為當下與過往發生超時空的互動作用提供良機沃土, 這或許是羅素在行文中時常勾連古今、以俏皮言辭啟人思索的用心吧。

  不難發現, 羅素借以讀解哲學史的手段從其邏輯起點開始就明顯擷有思想史的敘述色彩。已故學者趙復三先生曾撰文指出:“哲學研究通常限于高層次文化的小圈子, 不是大眾的事業 (雖然大眾并不是沒有哲學思想) , 因此哲學史的著述通常著重不同時代, 從思想到思想的繼承、發展, 比較抽象。思想史卻必須探求每個時代思想與社會之間的交相作用, 這既是思想史與一般哲學史的區別, 又是它和一般歷史著作不同的地方。從對西方文化史感興趣的讀者的需要看, 思想史比哲學史可能更容易引起興趣, 也更有意義。”[4]趙先生道出了一般哲學史與思想史寫作的差異, 這種差異當然不是絕對化的, 只是在側重點的屬歸問題上各持一見。如前所述, 羅素在主客觀雙重因素之下擇取的哲學史敘述法門雖不似新康德主義哲學家文德爾班那樣將敘述重點放在串聯哲學史的諸多問題和概念的演變過程上, 卻也憑借著幾分思想史、文化史興味以及頗具特色的言說風格在可讀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3. 在哲學與環境之間:敘述原則與態度

  羅素對“哲學”一詞的體認是其哲學史敘述的內在規定。其在緒論中直言:“哲學, 就我對這個詞的理解來說, 乃是某種介乎神學與科學之間的東西。它和神學一樣, 包含著人類對于那些迄今仍為確切的知識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學一樣是訴之于人類的理性而不是訴之于權威的, 不管是傳統的權威還是啟示的權威。”[3]7羅素主張, 科學以確切的知識去回答生存問題, 神學則在確切知識之外自設教條;介乎二者之間尚有一片既求諸理知又以追索不可盡知盡述的永恒問題為己任的“無人之域”, 這就是哲學安置自身的所在。通俗地講, 科學如其一直以來所做的那樣為我們刷新可知的界面, 逝水年華讓我們在追憶往昔的同時慨嘆著知識愈加強大的力量, 但這顯然不能代表我們可以安于現狀而竟將更重要的問題拋諸腦后、不予理會, 羅素認為僅滿足于此種知欲易使人變得麻木不仁。至于神學, 它恰恰在另一方向上走向極端, 宣稱人類可以在那些確切答案的庇護之下徹底消解對于宇宙的畏葸之心, 這樣下去的后果便是狂妄與傲慢橫行于世。陷溺于此二種境遇無疑是不利于人類長遠發展的, 而哲學的作用在羅素看來就是“教導人們在不能確定時怎樣生活下去而又不致為猶疑所困擾”[3]9。

  應該說, 羅素指出了工業文明時代存在的問題, 他自然向往純科學的通透之美, 但人們被科學支配卻并非他意愿看到的景況。是故羅素一再強調, 同具“傳統的宗教與倫理觀念”以及“科學意義上的研究”這兩層因素的“哲學”在社會環境中發揮著關鍵效用。哲學與環境之間存在交互影響的因果關系, 對此種貫穿多世紀的“交互作用”的考察是羅素《西方哲學史》的主題, 亦是其取材與敘述所遵循的基本原則。譬如在進入柏拉圖思想評述之前, 羅素先特辟一章專事探討“斯巴達的影響”, 并指明斯巴達在現實與神話兩方面給希臘思想帶來的雙重作用。根據羅素的判斷,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學家中最有影響的人;在他們兩個人中間, 柏拉圖對于后代所起的影響尤其來得大。”[3]131如此, 羅素在詳細敘述斯巴達的情況之后, 又就柏拉圖的生活環境以及給他的政治、哲學思想之塑形帶來決定性影響的人與事展開說明。羅素試圖從頌揚柏拉圖的傳統中抽身, 他將目標設定為開掘其議論中的真意所在, 這里隱含著羅素在研究中預設的基本態度。“研究一個哲學家的時候, 正確的態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視, 而是應該首先要有一種假設的同情, 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論里有些什么東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為止;唯有到了這個時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態度, 這種批判的態度應該盡可能地類似于一個人放棄了他所一直堅持的意見之后的那種精神狀態。”[3]48羅素此種基于理性的分析態度在《西方哲學史》全書中時有彰顯。譬如在述及亞里士多德時, 他深知亞氏所處時代的特殊性, 因此主張先行撇開過分的聲望和過分的非難之后, 再探討其哲學思想以及為后世創下的理論功業。又如新柏拉圖主義實際創始人普羅提諾, 羅素不否認今人對其哲學體系之真實性的質疑, 但又指出———“真實性并不是一個形而上學所能具有的唯一優點”, “它還可以具有美, 而美則確實無疑的是可以在普羅提諾里面找到的”, “此外, 一種哲學也可以是重要的, 因為它很好地表達了人們在某種心情之下或某種境況之下所易于相信的東西”。[3]367-368羅素所持的同情之立場使他不可能忽視普羅提諾生活在災難迭起、了無秩序可言的時代這一鐵的事實, 故其對普羅提諾不得不在苦不堪言的現實之外轉而觀照永恒世界的無奈選擇示以由衷的敬意, 況且經由客觀爬梳與嚴謹釋讀, 我們也確能領略到羅素所說的體系之美以及穿行其中的真誠的思想特質。

  誠然, 羅素的敘述立場及態度是與其隸屬的哲學派別之治學理念密切相關的, 如其在全書結尾處所言, “在實踐這種哲學方法當中所養成的細心求實的習慣, 可以推廣到人的全部活動范圍, 結果在凡是有這種習慣存在的地方都使狂熱減弱, 而同情與相互了解的能力則隨之增強。”[5]羅素顯然是語有所指, 從他本人漫長的世紀人生來看, 對超乎意識形態之上的人類文明之存亡絕續問題的哲學化思考是其始終不懈為之的一大志事;而《西方哲學史》雖在其哲學發展道途上僅僅扮演“副產品”的次要角色, 但內里流淌著的更有早年從事邏輯學、數理哲學研究時奠定下的客觀求實精神, 此可謂是敘述的力量之源。

  羅素既十分注重哲學與環境的交互關系, 則其在《西方哲學史》中針對哲學家展開的敘述自然與該哲學人物對時代產生的影響度有關。在以柏拉圖思想為言說中心的六章內容中, 羅素專門用去一章來述評柏拉圖于《蒂邁歐篇》中提出的宇宙生成論。羅素直言“這一篇里面顯然包含著有更多的簡直是愚蠢的東西”, 但事實又是此篇竟比柏拉圖的其他作品都具有更大的影響;于是, 依照羅素的敘述準則, 盡管《蒂邁歐篇》自哲學上講不夠重要, “但是在歷史上它卻是如此之有影響, 以至我們必須要相當詳細地加以考察”。[3]182羅素果真從頭至尾地分析了《蒂邁歐篇》, 神是如何造出這唯一的活物世界、時間依何而起源、靈魂擁有怎樣的面目、空間如何被領悟。羅素就此一一討論之后, 于篇末還不忘再提醒讀者:“由于它對于古代和中世紀思想的巨大影響, 所以全篇的對話,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 都值得加以研究;而且這種影響也絕不限于它那幻想性最少的部分。”[3]189羅素忠實地圍繞著自己設下的主題進行敘述, 這一點應是無可置疑的。不過在涉及對哲學家思想體系的評判時, 羅素所采用的標準則是體系的內在無矛盾性和思想的客觀性, 此是其身為邏輯分析主義哲學家的同時又接受經驗主義哲學傳統之影響終而形成的個人評判標準,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素。

  4. 結語

  1950年11月, 羅素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瑞典皇家學院秘書安德斯·奧斯特林在頒獎典禮上說:“授予他諾貝爾獎, 此舉并不是旨在認可他在特定科學領域中獲得的成就。我們認為, 具有重要意義的是, 羅素讓自己的著作面向為數眾多的非專業人士。在此過程中, 他取得了卓越成就, 保持了公眾對普通哲學的興趣。”[2]374授獎原因與羅素本人的學術功績的確吻合相當, 而《西方哲學史》一書尤其在“保持公眾對普遍哲學的興趣”這一方面作出了貢獻。如果我們不愧于承認哲學對于每一單獨個體皆有意義的話, 則羅素為此所獲得的一切榮譽皆應是其當之無愧的。

  參考文獻
  [1]金岳霖.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金岳霖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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