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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服務合同常見問題與消費者權利保護

時間:2020-02-17 15:03作者:姜熙龍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健身服務合同常見問題與消費者權利保護的文章,除了在立法上不斷完善推進消費者權利保護,在行政上應當提高具體保護消費者權利的效率,尤其是應當考慮建立有效的行政監督機制,使得目前許多法律明確禁止的行為在實際侵害消費者權利之前被阻止。

  摘    要: 在健身行業圍繞消費者健身消費合同產生的過程主要存在3個階段的法律問題,即在簽訂合同前、履行階段以及解除階段。具體而言,有缺乏書面合同、不公平格式條款、隱私保護不足、信息不透明、解約困難等問題。相應地,應主要從兩個階段即立法和行政階段進行完善和改進,以促進消費者權利保護。

  關鍵詞: 預付式消費合同; 健身服務合同; 格式條款; 消費者生物信息;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8年,中國健身俱樂部數量已達46 050家,中國大陸健身人群數量約4 327萬人,占總體人口(以13.9億人為基準)的3.1%。相較而言,擁有大約相同數量健身俱樂部的,美國的健身人口比例已經達到了20.3%[1],由此不難預見,健身行業的發展仍然存在著較大空間,尤其是在較大的城市地區,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室外鍛煉場所以及令人擔憂的空氣質量,健身俱樂部仍然會有進一步的發展空間。

  伴隨著健身消費的日益普及化,由此,產生的法律問題也逐漸凸顯。首先,由于我國在法律規范制定上的不足,健身房消費常見的預付費消費合同仍然屬于不記名合同,缺少具體的法律規范來平衡消費者與健身房經營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導致實踐中在合同方面濫用格式條款,如,限制轉讓、余額不退等常見的格式條款違背了公平交易的要求。其次,由于具體條款在實際操作層面存在困難,導致即使有法律可參考也使得消費者被侵害的權利難以救濟。再次,法律規范制定到位并不能夠保證商家在實際運營時選擇遵守該法規,即使是“霸王條款”概念十分普及的今天,在現實中商家與消費者簽訂的合同依然有許多不公平的條款,那么,在法律實踐中引入何種舉措來進一步保護消費者權益仍然值得思考。

  綜上,有必要從相關法律理論角度出發,梳理有關健身服務合同的常見問題,從理論角度反思,從現實方面提出合理對策。

  1、 健身服務合同的定義

  本研究所談論的健身消費合同指消費者通過預付費方式,與健身房經營者簽訂的購買一定時間內健身房經營者提供的服務的合同,而其所提供的服務包含健身房內各場所(器械室、游泳室等)使用權、訓練指導課等。在合同法領域里仍然屬于無名合同,概念上從屬于預付式消費合同,即指消費者向經營者先行付費,后按照約定的方式分次享受產品或服務的一種消費模式[2]。健身合同通常在現實中根據消費者購買內容的不同會有不同稱呼,如根據一定時間長度區分的月卡、季卡、年卡等,也有直接約定次數的次卡和直接購買訓練指導課時數,盡管各類健身消費合同中時間長度不一,但歸根結底,消費者所購買的課程實際上是由若干天數(次數)獨立組合而成的,任意兩次消費對經營者的負擔實際一樣,而任意一個時間點的終止合同行為對于商家來說并不帶來任何損失,有別于醫療類、美容類等其他持續性服務,若干次消費之間商家的成本可能存在較大區別。

  2 、健身服務合同簽訂階段的問題

  2.1 、欠缺書面合同

  欠缺書面合同通常表現為經營者在消費者付費之后僅給一張預付憑證和宣傳單,對容易發生糾紛的相關事項沒有明確約定,導致消費者日后維權困難[3]。中國消費者協會對于預付式消費的調查顯示,有超半數商家不簽訂任何形式的合同[4]。同時,江蘇省消保委預付式消費調查報告顯示,有37.4%的商家沒有簽訂合同[5]。筆者曾在4家健身房辦理過會員,其中兩家均沒有提供過書面合同。在學校健身房辦理的健身卡因為沒有合同保障,使得其意外關閉后沒有辦法主張自己的退款權利,辦理時健身房保證暑假期間運行,但在退款時卻主張暑假不包含在價款內,因而不予退還,由于缺乏書面合同,此處確實存在說理上的困難。
 

健身服務合同常見問題與消費者權利保護
 

  2.2 、健身服務合同中仍普遍存在的不公平格式條款

  經營者在其提供的格式合同中常常包含如“不得解除合同”“經營者享有最終解釋權”“一經辦理,不予退款”“不掛失、遺失不補”等不公平的格式條款,這些條款部分因為在法律規范中以直接列舉的方式被認定無效。還有部分是在實踐中由法院依據《合同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被認定為不公平格式條款,從而判定其無效。而所判定的依據更依賴于法院在實際中依據案件情況來對格式條款是否公平進行認定。雖然認定格式條款多數情況下不存在太多爭議,法院在判決中也較多地依賴公平原則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如果說紙質合同中有關格式條款還有可能通過現場協商的方式加以修改。那么近年來隨著手機應用的興起,有些健身房會全程通過手機應用的方式與消費者建立合同關系,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期待商家會單獨提供另外的書面協議,消費者的協商權利又被進一步削弱了。

  在現實中,消費者一旦簽訂了格式合同,想要排除某些不公平格式條款的效力往往要借助協商手段或是公權力介入來維護自己在法律上的正當權利。這也就意味著一旦簽訂了含有不公格式條款的合同,就存在消費者自身利益的預期損失。所以對于不公平格式條款普遍存在的現象僅僅存有事后救濟的思路不能夠保障消費者公平消費的根本權利,因而必須進一步營造出健身行業經營者不愿提供或是不能提供不公平格式合同的市場環境。

  從法律條款來看,事后救濟手段也存在明顯的不足,通過法院訴訟的時間成本較高;通過行政部門,似乎這些部門本身僅有認定格式條款的權力而沒有干預糾紛、幫助消費者維權的能力;而消協雖然能夠起到協商作用,但從根本上來說既缺乏認定格式條款的權力也缺乏一定強制力和幫助消費者維權的能力。3種事后救濟手段仍然存在各自的不足,不能很好地滿足消費者的實際期待。

  進一步審視目前的法律規范,有些規范如《合同違法行為監督辦法》滿足了事前干預的思路,但由于現實中其條款所針對的現象依然存在,可以合理推斷在監管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間。而從事先預防的角度來看,僅僅存在處罰性條款似乎稍顯不足,因為處罰的目的仍然是促使經營者改善自身合同,還應該適當擴大監督檢查工作的效用范圍。另外,從救濟目的角度來看,條款中或許還應當涉及處罰經營者后的進一步細化措施,例如,是否需要令其重新與消費者簽訂合同,或者賠償因條款造成的損失等。

  綜上所述,目前在健身服務合同中不公平格式條款的普遍存在仍然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而問題原因主要在于長期以來,對于該現象的治理依賴消費者事后的自我救濟而缺乏有效的立法預防和普遍審查機制的貫徹。

  2.3、 健身行業中科技發展帶來的隱私風險

  隨著科技的發展,目前有的健身房啟用了許多依靠諸如指紋識別、人臉識別等相比于過往刷卡方式額外收集消費者個人信息的技術,不可否認,這樣的技術引入在消費者消費過程中可以增加許多便利,無需再額外攜帶驗證卡。但這樣的舉措也帶來了新的潛在問題,第一類問題可能與前述問題類似,就是在訂立合同時,往往對于錄入消費者信息這塊完全沒有規定,傳統上可能因為只錄入消費者的一般個人信息,例如身份號碼、收集號碼等常見的個人信息,即使泄漏,對于消費者的影響可能也不大。但目前健身房記錄的生物信息如指紋或臉部信息等則會關系到消費者的財產安全。當然,目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有相關的條款要求保護消費者信息安全,經過對各地出臺的有關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進行統計,發現目前在這一方面存在地區差異,具體而言,如吉林、北京、重慶等地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辦法沒有進一步細化,一些地區如四川省采用了列舉的方式細化了個人信息的內容但沒有給出定義,而這可能導致將生物識別特征納入到個人信息中造成解釋上的困難。一些地區如上海市則相應地具體定義了消費者個人信息并將生物識別特征納入到個人信息之中,還有進一步針對商家泄漏個人信息行為做出處罰的條款如河南、江蘇等。歸納而言,大部分地方有意識地將消費者生物識別特征納入到個人信息范疇并強調保護,但是僅有少部分地區在消費者保護條例中增加了針對經營者侵害消費者個人信息行為的處罰條款。此外,目前也缺少有效的全國性保護消費者個人信息的法規。因此消費者的生物信息當前在立法上缺乏全面的、具體的保護。

  3、 健身服務合同履行階段的問題

  從健身消費的特點來看,消費者在健身房進行消費時,很多因素可能會影響其到日常消費的感受,例如人流量、器械的老舊程度、衛生狀況等,因此,消費者在消費的不同階段了解這些信息都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在消費前可以憑借對消費人數進行衡量以幫助決定是否消費,通過對一定期限內場所消費人數的了解可以評估服務質量,產生糾紛時掌握必要的信息也有利于維護自己的權利。例如,掌握了人流量的信息,消費者完全可能通過此信息來舉證健身房服務質量的變動:在辦理消費合同后健身房逐漸人滿為患,經營者違約。因此,這部分消費場所的客觀信息是有必要在健身房內進行公示的,而這部分信息消費者也有權進行查詢、復制。

  從目前的立法來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里面沒有太多論述經營者關于服務提供的信息,最近兩年制定的各地消保條例中也主要是對于一些基本服務的信息進行公示的要求,主要還是為了保護消費者事前進行選擇的知情權,而忽視了預付式消費中消費者對于消費過程中某些必要的評估信息。從具體某一行業來看,可能會因為該行業的某種性質而使得其需要向消費者公示的信息有所不同,這也就更需要在這方面推進法規的細致化。

  4 、健身合同解除階段的問題

  4.1 、消費者單方解約困難

  由于健身合同的預付費性質,一份健身合同的時間長度可能從一個月至幾年不等,在此期限內,實際會存在諸多意料不到的因素使得消費者想要解除合同,盡管一般而言合同基于契約精神應當遵守,但考慮到健身服務合同作為一種特殊的服務合同,其履行較為注重消費者個人的體驗和效果,強調雙方間的信任基礎,具有較強的人身屬性[6]。因此,法律上應當允許消費者在自身主動違約的情況下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但目前的現實是,想要解除一份健身合同往往需要通過訴訟的方式,對于消費者來說十分不便。

  根據目前合同法規定,消費者想要解除合同首先可以考慮約定解除。但在現實中,由于傳統健身房盈利的主要思路是通過預付費方式出售會員資格收取現金,在之后的消費過程中健身房提供的服務實際是單純的支出(不考慮會員的額外消費),因此,限制消費者的解除合同權利也是在保障自己的利潤,這也就導致健身服務合同中基本不會提供消費者約定解除的權利,即使存在,條件也通常十分苛刻,解除權需要滿足諸多條件(如1年以上不能運動的原因且出具材料,需健身房同意)。

  4.2 、法定解除

  法定解除的具體解除方式為通知解除,雖然根據法律規定,在滿足不可抗力因素情況下,當事人可自行以通知的方式解除,但由于健身服務合同屬于預付費合同,即使合同解除消費者仍然需要通過經營者取回自己的預付資金,而以前述經營者邏輯,則極可能提出異議,最后仍然需要通過訴訟的方式。因此,法定解除權對消費者來說意義不大。

  4.3、 根據情勢變更原則接觸

  根據《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的情勢變更原則要求進行解除,不過此種解除權屬于形成訴權[7],也依然需要通過法院裁判的方式進行解除,意味著額外的時間、金錢等訴訟成本。

  在解除合同時消費者面臨的困境主要是約定解除受制于格式條款的難以實現,想要解除合同就不得不通過訴訟的方式進行,最終導致的結果是消費者在解除健身服務合同時所承擔的成本較高,盡管消費者個體上損失可能并不多,但從總體上看,這一現象如果不能加以控制,將產生不利影響。

  5 、加強健身服務合同中消費者權利保護的建議

  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遇到的法律問題的原因存在差異,同一個階段的問題可能來源于不同法律發生階段,可能會需要分別或組合適用不同的方式去解決,因此在建議階段,針對本研究前述問題的建議順序,即根據問題解決方式所處的階段來行文。具體的建議有如下幾點。

  5.1 、完善有關立法

  立法上追求完善,除了需要進一步根據現實擴大消費者權利范圍,同時還包含細化目前有關消費者權利保護的內容,使得條文更具有現實意義。具體而言,針對前述問題在立法上推進權利保護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面展開:

  第一,應當繼續擴充目前對于消費者的權利保護內容,這主要針對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遇到的服務質量保證的問題和消費者單方解約困難的問題。針對前者,可以在目前處在立法環節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中增加經營者應當公開的信息種類以及信息的持續性,例如服務場所的消費人數等信息使消費者在消費前或消費過程中都能對經營者提供的服務有所了解。針對后者,立法上應該考慮將消費者任意單方解約的權利納入法律規定,同時規范該權利性質為形成權,具體解除方式為通知解除。這有利于消費者在簽訂長期合同中自主解約,同時此項權利內容應當與適當的違約責任相結合,從而避免過于輕率的解約行為。其實于健身合同中,消費者隨時解約本身并沒有特別值得憂慮之處,因為正如本研究開頭所言,健身合同的特點使得提前解約不會造成經營者產生沉沒成本無法收回。再進一步,有相當一部分的預付費合同模式其實與之十分類似,因此在一個更普遍范圍內的立法也是合理的。

  第二,針對格式條款泛濫的問題,立法上也要強化目前事后保護手段的作用,如同前述問題,3種手段各自存在不足,因此有必要從立法上完善。具體而言,在幫助消費者維權時,應當通過立法加強消費者組織的協調能力,使其快速響應的能力可以和行政判斷有效地結合,例如規定當消費者通過消協維權時,有關行政部門應當參與其中,就是否存在違法格式條款予以判定,強化消費者的實際議價能力,有利于消協進行協調。

  第三,針對消費者生物信息安全問題,在考慮推進立法保護的時候,應該首先考慮大規模允許生物信息技術的應用。在實際中有關信息技術本身并不由經營者提供,而會向第三方科技企業進行購買,而在目前的信息領域,一般性的經營者實際對于該系統的了解往往也可能局限于使用手冊,因此即使立法上推進了要求經營者保護生物信息的條款,那么在實際中經營者也未必有能力來保護好此類信息。不同于一般性的個人信息,生物信息的泄漏可能會給消費者帶來巨大的損失,例如指紋信息可能牽涉到財產安全,面部信息可能牽涉到肖像安全等問題。

  根據目前法律規定,消費者若要提起信息泄露的訴訟,則需要承擔確實是信息保管者泄露信息的舉證責任,而顯然信息是否泄露由信息保管方更容易證明,這表明了在信息侵權案中消費者實際承擔的證明責任較大,而同時現實中存在的消費經過環節較多都會導致證明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因此就實際效果層面,對消費者個人信息方面的維權比較困難,從之前的信息權維權困難不難看出,即使立法保護個人生物信息,一旦泄露也將遭遇同樣的維權困境。

  在追求立法上普遍保護時,應當確保消費者因個人信息泄露導致的損失能夠得到法律的保護,而從目前來看,有關個人信息保護仍然有待進一步完善,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律對于擴大商業經營者采集信息的種類應該保持謹慎態度,允許某些行業如健身行業引入此類信息記錄技術沒有太大的必要,反而可能增加了信息泄露的風險。現階段,立法除了增加對生物信息保護的要求外,還應當根據實踐發展將采集消費者生物信息的經營行為限定在一定范疇內。

  5.2 、加強行政規制能力

  除了在立法上不斷完善推進消費者權利保護,在行政上應當提高具體保護消費者權利的效率,尤其是應當考慮建立有效的行政監督機制,使得目前許多法律明確禁止的行為在實際侵害消費者權利之前被阻止。具體而言,有以下兩點舉措可以考慮:

  第一,加強預付費領域內合同的備案登記制度,該制度目前在預付費領域出現在商務部制定的《單用途商業預付卡管理辦法(試行)》中,主要指發卡企業應當向有關部門提交單用途購卡章程、協議,從理論上來說,此舉對于不公平格式條款的規范應當有相當的事后監督作用,因為只要根據協議進行一定檢索即可快速發現其中是否存在不合理條款。當然,其中可能存在行政處理不足的問題,因此可考慮推動此類協議進一步向公眾開放,以信息的公開化來推進對于格式合同的事后監督工作。

  第二,加強規范合同效力。規范合同主要指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根據《合同法》及相關法律法規規定,針對特定行業或領域,單獨或會同有關行業主管部門制定發布,供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參照使用的合同文本。雖然健身消費合同有一定的特殊性,不過各地出臺的預付費消費的示范合同完全可以經過一定的細化然后適應不同行業的需求。示范合同雖然出現較早,但由于在條款規定中實際采取“建議參考”而使得規范合同本身沒有強制力,其在現實中沒有很好地起到規范性作用,此時應當考慮在立法授權的情況下推動規范合同在具體簽訂時起到一個兜底性質的合同文本作用,如通過規定消費者最基本應在合同中出現的權利(消費者在健身合同中的轉讓權、解除權等,同時結合于具體店面公示的手段,使得消費者在簽訂合同之前能夠識別出某些不公平格式條款,以增強風險防范意識。

  參考文獻

  [1] 三體云動數據中心.2018年健身行業統計報告[EB/OL].(2019-09-18)[2020-02-11].http://www.199it.com/archives/900814.html.
  [2] 王葉剛.論預付式消費交易的法律構造[J].現代法學,2015(3):93-103.
  [3] 謝彬.預付式消費的法律管制[D].深圳:深圳大學,2017.
  [4] 中國消費者協會.預付式消費調查體驗報告[EB/OL].(2017-03-01)[2020-02-11].http://www.cca.org.cn/jmxf/detail/27264_3.html.
  [5] 江蘇省消保委,荔枝網.預付式消費調查報告[EB/OL].(2019-09-25)[2020-02-11].http://www.jstv.com/s/1552544001340.shtml.
  [6] 李曉雪.格式條款研究[D].濟南:山東財經大學,2018.
  [7] 韓世遠.不可抗力、情事變更與合同解除[J].法律適用,2 014(11):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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